中国皇帝的谥号、庙号、年号、尊号
返回顶部
上古三皇五帝，如羲皇伏羲、娲皇女娲、黄帝轩辕、炎帝神农等都不是真正帝王，仅为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其“皇”或“帝”号，为后人所追加。夏朝君主称“后”，商朝君主称“帝”，周天子称“王”。战国诸侯大多僭越称王，尊周天子为“天王”。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创“皇帝”一词作为华夏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自称“始皇帝”。说文曰：“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皇帝之制，始于秦，始皇帝政制之，乃取三皇五帝之名。
皇帝自称“朕”，“寡人”，“官家”等，皇帝之言曰“谕”，皇帝之命曰“诏”。他人对于帝王一则不但不好直呼其名了还要避讳，二则后世皇帝名字多用冷僻字不好称呼，因此对皇帝的称呼往往和年号、庙号和谥号联系在一起。谈中国历史，必定也无法绕开庙号、谥号、年号这几个字眼，但是一般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几者之间的差异，并且经常混淆。那么嘻嘻网历史编辑部就来为读者厘清庙号、谥号、年号、尊号四者的概念、渊源和区别。
简单地来说，比如唐高祖就是庙号，隋炀帝就是谥号，乾隆就是年号，武则天就是尊号，“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也是尊号。一般唐朝之前的皇帝谥号用得多（汉文帝、汉武帝），后来唐朝后的皇帝一般用庙号（唐太宗、唐玄宗），而明清“一帝一号”则年号更深入人心（万历皇帝、康熙皇帝）。
以唐朝明星皇帝李世民举例，说他的庙号，谥号，年号，尊号。我们一般称呼李世民为“唐太宗李世民”，太宗是其庙号，唐是国号；李世民执政的年号是“贞观”——“贞观之治”是中国著名的盛世；而谥号评价李世民的是非功过，在死后根据他生前的所作所为给出的一个具有评价性质的称号。李世民最初的谥号是“文皇帝”，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加谥“文武圣皇帝”，到了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又加谥为“文武大圣皇帝”，直到天宝十三年（754年）最终的谥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当然这个称呼世人没法叫，也记不住，就不流行了。这种缠脚纱般的加法彻底把谥号玩坏了。唐朝灭东突厥后，李世民获得“天可汗”的尊号，成为了当时天下的共主的意思。
庙号：庙号起源于商朝，帝王驾崩后，子孙在太庙立宣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在上古时，帝王在生前死后都用的是同一个名字。后来，人们觉得直接称呼已死的先帝、先王不大方便，祭祀时直呼名字也有些不妥。所以，商时祭祀时就用每个王生日的天干来称呼他，不再用他的名字了，以表示恭敬。如夏、商两代的王，习惯上就是以庙号相称的，如夏朝太康、少康、孔甲，商朝的祖甲、帝乙等等。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
按照周礼，天子七庙，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但有庙号就一代一代都保留着，没有庙号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亲尽宜毁”，不再保留他的庙，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别的庙里。对国家有大功、值得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特别追上庙号，以视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当时庙号只有四种：创基立业曰“太”（太祖汤、太宗太甲）、功高者曰“高”（高祖王亥、高宗武丁）、世代祭祀曰“世”（世祖盘庚、世宗且甲）、中兴者曰“中”（中宗且乙）。商朝灭亡后，周朝没有延用商朝的庙号制度，只是继续发展了商朝的谥号制度，所以周朝君主有谥号而无庙号，再到始皇帝建立秦朝之后，将庙号连同谥号制度一并废止，原因是“庙号和谥号”的定夺将会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周朝到秦朝时期，庙号一度被废止了近千年之久。所以秦始皇既没有庙号，也没有谥号，就简简单单的“始皇帝”——所以后世叫“秦始皇”。
西汉以后承袭了庙号这一制度。汉朝对于追加庙号一事极为慎重，不少皇帝因此都没有庙号。历代庙号并无严格规定，早期都是一、两个字，亦非每位皇帝都享有庙号，只有成就突出的帝王才能拥有，尤其是西汉，非有大功大德者不能拥有。刘邦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谥号为高皇帝。经过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删减和重新拟定，西汉皇帝里真正有庙号的只有四个：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世宗孝武皇帝刘彻、中宗孝宣皇帝刘询。东汉有庙号的也只有三人：世祖刘秀、显宗刘庄、肃宗刘炟。东汉的其他几个皇帝：刘肇为穆宗孝和皇帝、刘祜为恭宗孝安皇帝、刘保为敬宗孝顺皇帝、刘志为威宗孝桓皇帝，但这些庙号在孝献帝时被取消。可见早期皇帝干得合格才有庙号，但是皇帝基本都有谥号，所以唐朝以前的皇帝大多称谥号，就是XX帝。
到了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天下动乱、礼崩乐坏，庙号也跟着泛滥了。除了某些亡国之君和政变中被推翻的皇帝外一般都有庙号。在曹魏时，却有三代庙号相继称祖：曹操（武帝）为太祖，曹丕（文帝）为世祖，曹叡（明帝）为烈祖，即所谓“曹氏三祖”是也。祖严重通胀，都不屑于称宗了。故而唐刘知几《史通·称谓》云：“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意思是两汉时期庙号是名副其实的，庙号“祖”的泛滥始于曹魏。曹叡活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被后世嘲笑。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除去祖宗庙谥》亦有“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之议。称宗之情形更滥，顾炎武批评道：“王莽尊元帝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称宗之滥，始王莽之三宗。”
都说庙号是帝王死后，子孙和臣子给的，在帝王生前是不知道的。那么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即《史记》）是在汉武帝刘彻活着的时候写成的，为什么里会用“武帝”称呼刘彻？那是《太史公书》完成后，经后人多次修订。在后人眼里，曾经的“今上”刘彻自然就应该修改为“武帝”。汉朝的谥号有点意思，除了刘邦和刘秀，其他人谥号里都有“孝”字，是因为汉朝以孝治国。再比如谏臣魏征也不知道李世民死后是太宗，那么记录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的奏章《谏太宗十思疏》是怎么回事呢？这也不是魏征自己起的题目。这是清嘉庆年间官修唐五代文章总集《全唐文》（全称《钦定全唐文》）给起的标题。
到五胡十六国乱世时期，胡人的后赵、前燕、后秦、西秦等小国，其帝王庙号几乎无不称祖。南朝刘宋也很夸张，搞了高祖、太祖、世祖三个庙号；齐、梁、陈都各搞了两个祖。北魏最厉害，一下子有四个祖。另一个乱世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也是如此。到五代时“城头变幻大王旗”，大家都是草头王，天下更易五代九姓十四帝，也没个始受封和始受命啥的，但后梁朱温、后唐李克用、后周郭威等为太祖，而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等为高祖。
到了唐代，庙号滥情尤甚，是皇帝都有庙号了。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三祖》则有“自李唐始无代不称宗，其滥斯极。除一祖之外，其余诸帝，不问有功与否，莫不称宗”之讽。加上谥号开始变长，所以人们习惯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时至唐朝，某些皇帝由于某种原因亦无庙号，如武周皇帝武氏，退位还政于李氏后，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去世后遗诏省去帝号——“则天大圣皇帝”，称”则天大圣皇后“，这就是后世称之“武则天”的由来。故而刘知几云：“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
庙号里的“祖”和“宗”：庙号常用“祖”字或“宗”字，一般来说“祖”的档次比“宗”更高些。太祖、高祖开国立业；太宗发扬光大；世祖、圣祖、成祖重新打了次天下；《礼记》云：“祖有功，宗有德。”汉应劭注：“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称太宗是也。”唐颜师古注：“应说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宋刘攽则云：“颜说非也。始受命称太祖耳；有功亦称祖，商祖甲是也。”清方苞撰《谥法》云：“祖者始也，故宗无定数，祖一而已。”这个”祖”和欧洲尊某皇帝为大帝一样，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
庙号的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有褒贬之意。除了上述说过的高祖、太祖、圣祖外，太宗代表发扬光大；高宗代表着这个朝代由盛转衰；世宗有守成令主的美誉，但也指世系传承发生偏移；仁宗、孝宗、睿宗乃仁爱孝顺的贤主；圣宗是中兴之主；哲宗、兴宗、成宗、显宗是守成之君；肃宗有中兴意愿却没有成功，有心无力；宪宗、宣宗、景宗有功有过；宁宗过于懦弱；德宗遭遇动乱被迫逃亡；高宗由盛转衰；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玄虚；文宗文弱无能；武宗偏好武力；度宗、定宗、顺宗仅是过渡君主，影响不大；穆宗、光宗在位时间短且作为少；惠宗治国无方，江山残破；熹宗昏庸腐朽；哀宗、思宗则应用于较为悲情的亡国之君。“代宗”这个庙号始于唐朝，给李豫立庙号“世宗”为了避讳李世民用“代宗”代替，明朝山寨了个“代宗”过来给朱祁钰，被王夫之讽刺不学无术。王夫之《读通鉴论》：“唐讳世，代宗犹言世宗，近人欲以加景皇帝，其不学如此。”
一朝二祖三祖：一般开国皇帝被称为“太祖”或“高祖”，如汉太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铁木真，清太祖努尔哈赤；后面的皇帝一般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开国皇帝为太祖者有19位（石虎、乞伏炽磐、刘义隆不是开国君主），被追尊为太祖者有21位。开国皇帝为高祖者有16位，被追尊为高祖者有3位。唐、宋两代，一般是一祖而多宗。汉朝刘邦庙号太祖，非高祖，司马迁将刘邦事迹写入《史记》时称其为“高祖本纪”，而后世更是误认为刘邦是汉高祖，其实连司马迁都未曾称呼刘邦为汉高祖。刘秀庙号世祖，一朝已有二祖。或可解释为刘邦乃西汉始祖，刘秀乃东汉始祖，刘秀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他这个皇帝位置并不是祖先给的，而是靠自己打下来的，世祖实至名归。
偶尔亦称某宗为祖，以示特别尊崇之意。如北宋绍圣时，称赵祯为仁宗，而又称仁祖。元、明、清三代，变化更多。如元代既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又称忽必烈为世祖；明代既称开国之君朱元璋为太祖，又称第三任皇帝朱棣为成祖（最早是太宗），“成祖”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庙号，“成祖”以此赞扬明成祖开创了小宗继承大统的先河（本来帝统属于建文帝一脉）。清朝既称后金奠基者努尔哈赤为太祖，但是清朝创立者皇太极已经是太宗了，又称福临为世祖，复称玄烨为圣祖，由此构成满清奇葩的一朝三世祖。其实满清入主中原功劳最大是多尔衮，六岁的福临何德何能敢于称世祖？当然“下属有功全仰仗圣上指挥有方”。玄烨不过是个守成之君，不但没做开疆拓土之事情，还开启了胜利割地的先河，就因为这“神圣”的丰功伟绩称“圣祖”？比起汉朝对庙号的谨慎和严控，后世却搞批发般令人感慨，怎么历史越发不要脸？这都是哪来的自信？
不止一个庙号：一般而言，每位皇帝只有一个庙号，但亦有例外。比如明朝朱棣有成祖、太宗两个庙号；亡国之君朱由检甚至有毅宗、怀宗和思宗三个庙号，乃是由于都中人士曾先谥为怀宗，盖有怀念之意；南明福王（朱由崧）由高弘图等尊之为思宗，亦有思念之义；后赵之龙疏议思字不美，次年再改毅宗。隆武帝即位后，改为威宗。在北方，清军在吴三桂带领下，打着替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入关的，给上了怀宗。但后来又去除了怀宗庙号，改为庄烈帝。直到民国，崇祯帝才又被公认为庙号为明思宗，原因就不言自明了。得庙号者皇帝也，而后妃王侯皆不得与也。当然有些生前没做皇帝的，死后给追尊为皇帝的，如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父子，多尔衮等也有庙号。
谥号：上古有号无谥，周初始制谥法，至秦废。汉复其旧，历代因之， 至清止。帝王的谥号一般由礼官议上。依据生平业绩，根据谥法拟定谥号，奏请钦定。根据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的考证，谥号制度的形成，应该起源于西周中期，这种观点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帝王、诸侯、卿大夫、大臣，后妃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死后，朝廷据其生前业绩、道德修养给予一种评判性质的称号以褒贬善恶，相当于一个人的盖棺定论，称为谥或谥号。
据说，周公做谥法，每个天子死后，就根据他生前的行为，给他一个代名。周公旦和姜子牙有大功于周室，死后获谥。这是谥法之始。《周礼》说：“小丧赐谥。”小丧，死后一段时间。《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郑玄注云："谥者，行之迹也"。 《五经通义》：“有德则谥善，无德则谥恶，故虽君臣可同。”
谥法在秦朝时也曾一度中断。这是因为秦王赢政于公元221年统一中国后，认为加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大逆不道，不可取。于是下令废除了谥法，自称“始皇帝”。后世子孙世代相传，即二世、三世皇帝以至无穷，可惜只传了二世。呃……要不然，我们就能见到像英国“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法国“查理五世”、“路易十三”这样的叫法了。汉朝搞复古，又开始实行了谥号，汉倡导以孝治天下，除了刘邦外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汉文帝，汉景帝休养生息的仁政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再如汉武帝，他本名刘彻，庙号“世宗”，谥号“孝武”，全称是“世宗孝武皇帝”，简称“汉武帝”，这也是他留给历史最大的名号，至于说“汉世宗”，很多人就莫名其妙了。而“汉武大帝”这种莫名其妙地说法只存在于中国电视剧里，中国历史剧的编剧们永远是这么脑洞大开，天马行空，实则没文化。三国的文艺片里在直呼汉朝末代皇帝刘协为“献帝”，难道刘协未卜先知，早就想把皇位献出来？号称汉室之后的刘备方面在曹丕即位后就让刘协“被殉国”，上谥号“孝愍皇帝”。“愍”在谥号中表示“在国遭忧”，“在国逢难”表明这个皇帝在位的时候，国家不安宁。十多年后的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三月庚寅（4月21日）刘协终于寿终正寝了，魏明帝率群臣亲自哭祭。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上谥号为“孝献皇帝”，这就是“汉献帝”这个谥号的来历。末代皇帝善终的寥寥无几 ，汉献帝算是受到礼遇的。
谥号字数越来越长：谥号的字数，从一个字开始，比如隋朝以前，皇帝的谥号很短，一般称谥号。如：刘恒，谥号“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史称“汉文帝”；司马炎，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史称“晋武帝”；杨坚，谥号“文皇帝”，庙号“高祖”，史称“隋文帝”。自唐朝开始，皇帝的谥号发生了改变。开始还算正常，李世民死后谥“文”，不出意外的话，“唐文帝”就能像汉文帝、隋文帝那样名垂千古。可他子孙偏要添乱，可能觉得皇帝太伟大太光辉了，单个字无法形容其伟业，谥号发展到用好多个字，简直成了褒义词堆砌，谥号其实质由客观地评判变成了一味地溢美。于是674年他被加谥为“文武圣皇帝”。然后749年又被加谥为“文武大圣皇帝”。最后754年又被加谥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那之后的皇帝们愈演愈烈，直接可以用来填词hip-hop了。我们显然不能再用谥号称呼皇帝了。好在也正是到唐朝，每个皇帝都有了庙号。于是我们的历史名词里少了个“唐文帝”，多了个“唐太宗”。
一代女皇武则天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即自己定谥的先例。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改谥号为“则天皇后”。到开元九年（公元721年），著作郎吴兢在编撰《则天实录》一书时，特用“则天”二字，来称呼这位既是皇后，又当过皇帝的非凡女性。这是“武则天”这个特殊名字最早的出现，但这种称谓并未从此流传开来。天宝八载（749年），加谥“则天顺圣皇后”。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她的称谓依然还是什么皇后、皇太后或天后之类的。“武则天”这一名称，则是在近代对她的评价逐渐升高以后才随之流行的，尤其是中视的电视剧《一代女皇》更是让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政治家家喻户晓。
到了明清，谥号已经跟缠脚纱一样又臭又长，明朝皇帝谥号十七字，清朝皇帝谥号为廿一字，慈禧太后到了廿五个字，完全是拍马屁到极致了。清朝皇帝在谥号上不要脸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比如像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谥号“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谁记得住？肺活量不好能一气读完么？所以就将谥号的重点落在“皇帝”之前的最后一个字上，比如清宣宗谥号最后一个字为“成”，就叫“清成帝”，而他的年号是道光，叫道光皇帝，多么简单易记。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皇帝大多以谥号或庙号相称，但明清朝皇帝多以年号称呼的原因。而明清皇帝大多只有一个年号，就用年号称呼。
皇帝的谥号是在嗣位皇帝的参与下得到的；末代皇帝的谥号由下一王朝的帝王追赠，或者由遗民政权上谥。比如明崇祯帝的谥号，南明上的是“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赠崇祯帝的谥号为“庄烈帝”。
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一般由礼部（礼官）主持，在皇帝同意的情况下赐谥。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周朝时，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及夫人有得谥资格；汉朝规定只有生前封侯者有得谥资格；唐朝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有得谥资格；一般文人学士或隐士的谥号，则由其亲友、门生或故吏所加，称为私谥，与朝廷颁赐的不同。
谥号来自于谥法，谥法无“高”，以为开国立朝功最高，故特起名焉，汉高帝刘邦，齐高帝萧道成，秦高帝苻登。谥法规定了若干个有固定涵义的字，大致分为三类：
属表扬的有：文、武、景、烈、昭、穆、明、睿、康、景、庄、宣、懿等都是好字眼，称为上谥、美谥；谥号中“文正”最高，“文忠”次之，“文恭”再次，以下为“文成”、“文端”、“文恪”、“文襄”之类。清朝汉臣曾国藩因为其平定太平天国、推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卓越的功绩，死后被定谥号为“文正”（整个清朝，也只有八个人获得）。另一位名臣张之洞知道之后，对其他人说，连曾国藩都能得“文正”这样的谥号，我死后看来也差不到哪儿去，结果是，他死后只得了个“文襄”的谥号，别说“文正”了，连李鸿章的“文忠”都比他的谥号高十多个级别。看来人有的时候自我感觉还真不能太良好。
属于批评的有：炀、历、灵等，称为下谥，恶谥。知名的有：隋炀帝、周厉王、汉灵帝。
属于同情的有：哀、思、怀、愍、悼等，称为中谥；如，楚怀王的“怀”表示“慈仁短折”。有些谥号本身的意思并不坏，但被用在某个实在不堪的皇帝身上后就没法再用了。例如惠，谥法是“爱民好与曰惠。柔质慈民曰惠”，汉惠帝是吕后执政时给亲儿子上的，并不算坏。然而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白痴，后世基本没人用这个谥号了，只有乾隆拿来恶心建文帝——“恭愍惠帝”……类似的还有白痴晋安帝。而恭帝倒是成了亡国之君的惯用谥号，有晋恭帝、西魏恭帝、隋恭帝、后周恭帝等，需要说明的是宋恭帝是朝廷上的尊号，不是谥号。质帝、冲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适用于娃娃皇帝。至于末帝、献帝、顺帝，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另外孙权是个特例，他的谥号是大帝，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谥号最初只有“美谥”、“平谥”，恶谥是后来才有的——人们渐渐觉察到，有些帝王大臣不是好人，有一些还很可恨。周厉王在“厉”表示“暴慢无亲”、“杀戮无辜”。他是一个贪婪的君主，“国人”发动暴动，他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后来死在了那里。《召公谏厉王弥谤》是先秦历史散文名篇，选进了多种课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厉王的专制残暴。并且从此以后，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谥法。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了达成将谥法作为以礼教褒贬人物、挽救社会风气的目的，编写了《谥法解》一书，这本书也成为后世谥法施行时的重要依据。
隋朝杨广最知名的称呼是“隋炀帝”，这个炀在谥法里是：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好内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去礼远正曰炀；逆天虐民曰炀；这是他被缢杀当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其控制的义宁朝廷加的恶谥。其实，杨广还有其他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谥号：留守东都洛阳被王世充拥立的越王杨侗的皇泰朝廷，却给他上了美谥，谥号明皇帝，庙号世祖，即世祖明皇帝，隋明帝，完全是成功二世祖的待遇。巧合的是，王世充篡位建郑，杀害杨侗后，给他的谥号和李渊给杨侑的一样，都是“恭”，也就是隋恭帝，隋朝由此有了两个隋恭帝。而夏王窦建德听说王世充篡位后，与他关系断绝，给杨广上谥号“闵”，也就是隋闵帝。“炀——重昏暴”、“明——重功业”、“闵——重悲哀”、这三个谥号，贯穿了杨广的一生，或许能盖棺定论。这位罄竹难书的暴君生前励精图治搞“大业”，开凿大运河，开创科举，远征高丽，却不曾为自己建造陵墓；被称为荒淫奢侈，而他的正室萧后始终被宠爱，被尊重。他被弑后，是萧后将其安葬，自己死后又与其合葬。这样一个矛盾的人物在中国诸多帝王中，恐怕并不多见。
历史也有开玩笑的一面。开皇九年（589年）隋朝年轻统帅晋王杨广率领50万大军南下灭陈，结束了几百年中国南北分裂，将陈亡国之君陈叔宝等一大批俘虏押往长安。隋朝廷对这位亡国之君以礼相待，把他养了起来。陈叔宝在隋朝也是“乐不思蜀”，活了十五年，604年病死于洛阳。也在这一年隋文帝死，杨广即位，追封陈叔宝为长城县公，赠大将军的虚衔，赐谥号曰“炀”。陈叔宝荒淫无度，昏庸不堪，这个“炀”字对他是非常适合的盖棺定论。杨广万万没有想到，死后也会得到这个同样的谥号，和陈叔宝相提并论，并且比陈叔宝叫得响，因为后人一般称呼陈叔宝为陈后主。这是巧合？是误会？还是嘲讽？留待后人去体会了。北宋做出规定：不立恶谥，只作美谥、平谥。因此像赵佶这样的昏君，谥号“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庙号“徽宗”，史称“宋徽宗”。当谥号失去了最基本的客观公正就变质了，实际上无法显示皇帝评价，所以庙号反而取代了谥号起到盖棺论定的功用。
绵延几千年的谥号制度没有在最后一个皇帝身上终结，而是由国学大师王国维来收尾。一九二六年六月，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身亡，因为是废帝溥仪没有谥号，但他却给王国维御赐了“忠悫”二字的谥号，墓碑上刻着“王忠悫公”。悫：诚实。陈寅恪在其碑文中说：“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恐思想不自由，是王国维寻死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谥号制度的终点。从此，中国古代的谥号制度沉入历史。
年号：是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在民间纪年除了干支纪年，就是用皇帝的年号来纪年了，如《兰亭序》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桃花源记》之“晋太元中”（东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年），《琵琶行》之“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岳阳楼记》之“庆历四年春”（公元1044年），《梅花岭记》之“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
年号也不是一开始都有的，汉武帝以前无年号之名目。汉武帝时期的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在一次狩猎时获得一只“一角而足有五蹄”的兽，故定下年号为“元狩”，此前年号是追记的。按惯例，新君即位大多会颁行新年号，称为“改元”，一般会熬到次年大年初一，当然也有例外。年号蕴涵着帝王君临天下、宣示正统的特殊意义，称为“奉正朔”。设立新年号君臣朝野为之瞩目，司其事者索遍枯肠，绞尽脑汁。有些皇帝喜欢换年号，好事坏事都要换，有的几年换一次，偶有的一年要换几次，爱标新立异的年号换得多，比如汉武帝改了十一次年号，唐高宗李治改了十四次年号，他的妻子武周皇帝武则天改年号创下了18个的纪录。一般朴素务实的皇帝年号换得少，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因为“贞观之治”的缘故大概是知名度最高的年号了——堪称坚持品牌，做大做强的典范。再比如唐玄宗兴盛明君时期用的年号是“开元”，所以这段时期就被称为“开元盛世”。而在开元29年，唐玄宗认为功业已就，一生中的大事都已经办完，想要开始享受成果，改元为“天宝”，唐朝也由此由盛转衰，年号变成了分水岭。
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年号共有720个左右。通观历代各朝所定年号，一般年号是两个字的，如汉初建、晋永和、唐贞观、宋元嘉、明万历等。三字年号始于王莽“始建国（公元9年—13年）”。之后又有梁武帝“中大通（529—534年）”、“中大同（546—547年）”等。四字年号较三字为多，始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1年）”。武则天用过不少四个字的——“天策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北宋时，宋太宗“太平兴国”、宋真宗“大中祥符”、宋徽宗“建中靖国”。少数民族政权西夏景宗李元昊的“天授礼法延祚（1038—1048）”和他孙子惠宗的“天赐礼盛国庆（1070—1074年）”则是六个字，创下年号字数之最。至于有学者说朱元璋在建立大明之前使用“吴元年”，便认为年号为“吴”，称之“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一个字的年号，最短的年号”就贻笑大方了。
年号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一般而言，同一时间段内年号多而短暂，则折射出神州板荡，国运衰微。公元684年甲申这一年，唐高宗李治由“万岁”而“万年”，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中宗，定年号为“嗣圣”，继而又废而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年号为“文明”。未几，干脆取而代之，再改为“光宅”。一年之中，三改年号，折射出谋夺皇权的激烈斗争，这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夜哈雷彗星出现。
而年号少而长久，则显示出国力隆盛，天下承平。但是也有例外，比如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是清圣祖玄烨的年号“康熙”，自1662年壬寅到1722年壬寅，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长达61年；其次，是玄烨的孙子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从1736年丙寅到1795年乙卯，共60年。两朝虽然自诩“康乾盛世”，事实上满清在这对爷孙的统治下正走下坡路。清朝的皇帝虽然都很勤政，但是治理却很烂，但是同一个世界不同梦想，中国落后于平行世界的PK。清末所用“宣统”为最后年号终结了中国封建帝制。
使用年号最多的一年是公元373年，共计有10个。即前秦苻登太初元年；后燕慕容垂建兴元年；后秦姚苌建初元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元年；后凉吕光太安元年；西燕段随昌平元年；西燕慕容顗建明元年；西燕慕容瑶建平元年；西燕慕容忠建武元年；西燕慕容永中兴元年。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五胡十六国”。使用时间最短的年号是金末帝完颜承麟的“盛昌”，仅用了一天不到，金朝就灭亡了。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时期，这种现象便经常出现。例如，五代十国时期，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则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同时，诸多地方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农民起义军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史家因立场不同，著述所用年号多有歧异。如三国时，陈寿撰《三国志》，以三国年号并列，分别以各自年号纪年纪事；而习凿齿《汉晋春秋》，则认为蜀为大汉延续，故奉蜀汉为正统，用其年号纪年。
年号不仅为纪年之名号，却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内涵和意义。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整理古籍，都不得不予以关注。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尚有不少年号在不同时期被重复使用。如“建元”就5次被使用。还有因避讳或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几种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所用“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等。
年号最初的本义是上应天意，下便万民，记录祥瑞，方便纪年。那么什么样的祥瑞可以郑重到计入年号呢？这就要看臣子们如何揣摩上意了。汉武帝时某地挖出过一个青铜鼎，于是改元元鼎；汉宣帝时有人目击了黄色神龙，于是改元黄龙，后世还有青龙、神龙等称号；还是汉宣帝时期，长安未央宫出现露水，众人视为祥瑞，便改元甘露。或许是关中过于干燥了，连降个露水都能称为祥瑞。而且不光是汉宣帝，后世曹魏的曹髦、前秦的苻坚都用过这个年号。祥瑞可以是某种罕见的动物或器物，可以是气候现象，甚至也可以是仙人下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就曾用“太平真君”来作年号。
两汉期间的皇帝一般都是用一个表示重新开始的词作自己的第一个年号，比如汉武帝后的汉昭帝，第一个年号是始元，在后面的汉宣帝首个年号是本始，东汉光武帝的建武，汉安帝的永初。这些年号都有告别旧帝、开启新朝的涵义。除了首个年号，后来想换年号的时候，如果没有什么像样的祥瑞，就会再另找一些表达新开端的词，尽量包含“建”“元”“初”“光”等词。
南北朝以降，能表示初始的词基本用光了，各地上报的祥瑞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不靠谱，让皇帝应接不暇。所以后面的年号不再拘泥于旧义，像上面提到的佛系皇帝萧衍，大量使用佛教词汇来做年号，表达内心的一些期许。只是绝大多数皇帝不会选佛经，而是从《周易》取材，比如隋炀帝杨广的大业，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唐懿宗李漼的咸通都是取自于此书。事实上唐朝皇帝的每个年号都与《周易》都或多或少有些关系。
新皇帝大量使用期许国泰民安的词语来做年号，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后周太祖郭威的显德，宋神宗赵顼的熙宁等等，当然新帝的心愿能不能达成，都看上天造化了。两宋时期，西夏、辽、金并立，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为了彰显正朔，大量使用包含“天”“大”“正”“统”等字的年号，在年号上费了不少心思。结果证明他们这都是白费力，被蒙古人一锅烩了。
元朝以武立国，且皇位更迭频仍，皇室混乱不堪。但元人在年号用词上面却极为平和，中规中矩，效仿汉人大量引用《周易》中的词汇来做年号。比如忽必烈的至元，元仁宗的延祐和泰定帝的泰定等，这些词都出自《周易》。蒙古人对此书是情有独钟，不光是年号，连国号都取自《周易》的“大哉乾元”，国都内各个城门的名字也都取自此书，像现在都还存在的地名健德门、安贞门、光熙门等，都是蒙古人根据《周易》取得。
帝王年号于选词择字十分考究，须经重臣集议、反复筛选，要求字意吉瑞、词意隽永，多用“天、大、太、应、元、中、永”等字开头。出现频率最高的字：天（122次），以“天”字开始之年号，达66个之多。其次是“建”字打头者，有30个；以“永”字作首字者有28个。用“隆”字的年号19个；有“龙”字的年号有13个，有“凤”字和“皇”字的年号各有11个。由于择字范围狭窄，历代年号重复使用现屡见不鲜。如用 “建兴”11次，为使用次数之最；“太平”出现9次；“建武”年号曾出现7次；另外“中兴”、“永和”、“永平”、“永兴”、“建和”、“建平”等年号亦分别曾被6位皇帝所用。
究其原因，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历史知识，宋朝年号最喜欢用“祐”字，一共用了七回，然后就是兴、熙和元，这三个字，也用了五回。宋初关于年号的使用，还闹了次乌龙事件。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二个年号“乾德”跟后蜀割据政重名，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自此定下重用儒臣之策。后来明朝朱棣“永乐”这个年号知名度很高，还有天顺，正德，其实被此前多个政权用过。明熹宗朱由校天启这个年号，元末农民起义的徐寿辉就用过，还能追溯到南北朝梁的残余政权，割据政权南诏，可大明也没说啥，将错就错，也就过了。
明清两代的皇帝人们习惯称以他们的年号。朱元璋规定一帝一元，才有可能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加上明清的皇帝登基时大多都已成年，对年号的选择上有很大发言权，故明清的年号在选择上都慎之又慎，基本上不会选前朝用过的，且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比如万历帝，崇祯帝，康熙帝，雍正帝等，这个在皇帝在世也可以称呼。比如朱棣朝的修的典籍叫《永乐大典》，玄烨朝编纂的字典叫《康熙字典》。明清两朝年号出现例外的只有三次：
①是明英宗于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虏去，经“夺门之变”重新登基后没有沿用以前的“正统”年号，改为“天顺”，毕竟中间隔着各“景泰”；果然历经波折、后来复位的明英宗老实了很多，从年号中就能看的出来，做事情要顺着天意，不再像着年轻时候那般轻狂随意了，晚年任用李贤，听信纳谏，仁俭爱民，美善很多，他去世前废除了殉葬制度——“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而止”。
②是清朝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由“天聪”改元为“崇德”，不过当时满清尚未一统中原，所以此时的历史记载还是使用“崇祯”；
③是辛酉政变之前，八大顾命大臣原定年号为“祺祥”，仅仅存在了60多天，在政变后被两宫与恭亲王改为“同治”，当时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意为共同治国。然而这些都是极特殊的情况。
除此之外，明清两代均都是以年号贯穿皇帝执政始终。而且一帝一年号更容易对应，比如说嘉靖、雍正，我们都很容易分辨出来，但是如果光说“世宗”，那嘉靖和雍正都是“世宗”，连朝鲜都有世宗就陷入混淆了。所以如果是一帝多年号的情况，用庙号好分辨皇帝，庙号必须加朝代名，不然会混，比如明太祖，清太宗。幸亏清朝不用谥号了，不然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简称“清纯皇帝”，真让人随时随地受不了。
所以综合一下，如果你是个清朝子民，生于康熙8年，死于乾隆22年，活了80多，高寿。你死后没两年，有人问你孙子你生卒日。他用谥号就是，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恭德大成仁皇帝8年生。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死后，第22年卒。注意，你还不能说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22年卒，因为当时乾隆还没死，所以他的谥号你不知道。庙号短点，但是道理一样，皇帝还没死，难道穿越到后世么？
那怎么区分“庙号”、“谥号”、“年号”呢？一般说：凡称某某祖、某某宗的就是庙号，凡称某某帝的便是谥号。但在历史各阶段习惯上的称呼又有些不同。
汉太宗是谁？唐文帝是谁？清高宗是谁？其实都是赫赫有名的皇帝：汉太宗是汉文帝，唐文帝是唐太宗，清高宗就是乾隆皇帝。可见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皇帝的称呼是不一样的，打开中国历史年表，就会发现唐朝以前，一般都只称“谥号”，如汉光武帝，魏武帝，隋炀帝等等。唐朝以后，一般都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明神宗等等。不过在这期间，也有称谥号的；如唐玄宗李隆基的庙号是“玄宗”，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这中间关键的是“明”字，清朝时为了避讳玄烨（康熙帝）因而唐玄宗又被称为“唐明皇”。明朝中叶后，帝王的称号又有所改变，多数以年号来称呼。比如：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谥号长得令人发指，谥号和庙号死了才有，年号可以称当朝，实在是方便。当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既也没有谥号、也没庙号。“溥仪：朕的大清都亡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尊号：表示崇敬褒美的称号，有别于庙号和谥号是帝后死后使用的称呼，尊号在皇帝和后妃生前也可使用的。尊号最初只加给在位皇帝、皇后，后来也给死去的帝后追加。尊号的别名是徽号，《尔雅·释佑》：“徽，善也。”徽号即善美的称号。《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汉书·高帝纪下》五年：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又嗣位皇帝尊前皇帝为太上皇，尊前皇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也称上尊号。臣下根据帝王的意思先拟好尊号奉上，再由皇帝认可即成。一般在皇帝在世之时便开始有群臣上请，因为大臣们会尽量把好的词语都往皇帝身上加，纯粹拍马屁，尊号字数可以逐年递增；每逢国有喜庆大典，更要增加尊号字数，以至越增越长。
尊号始于唐高宗时期，其发明人是武后。武后为扩大影响，抬高自己，实现其掌权的野心，开创了为在位帝后上“尊号”的先例。唐高宗上元元年，将皇帝皇后分别改为“天皇”和“天后”（日本天皇山寨中国的）；高宗死后，追加尊号为“天皇大帝”，武氏则作为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她称帝之后，又先后加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等多个尊号。重祚的皇帝的李显给武曌上尊號曰“则天大圣皇帝”，之所以称“则天”，是因为当年是在洛阳城紫薇宫正南的则天门称帝，并改国号唐为周。则天门始于隋代，则天二字源于《论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有“效法上天”之意。死后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武则天后世之君在位期间和去世以后也都要上尊号和被追加尊号，并且根据在位帝王的意向一改再改。如唐太宗李世明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崩，先由百官上尊号为“文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上尊号为“文武圣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三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六次上尊号，由“开元神武皇帝”一直增加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明宣宗孝恭章皇后孙氏在英宗复辟侯上尊号“圣烈慈寿皇太后”，她历五朝六帝，明朝第一位有尊号的皇后。
宋仁宗嘉佑四年，群臣再次请上尊号，而刘敞劝阻说：“陛下不受徽号且二十年”，说明尊号也可称徽号。宋代以后的元明清，上尊号的意义有本质变化，上尊号的对象已完全转变成对皇太后的尊亲之义。明清时对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所上的尊号称徽号，同时对尊号与徽号加以区别。《明史·礼志七》：“明制，天子登极，奉母后或母妃为皇太后、则上尊号。其后，或以庆典推祟皇太后，则加二字或四字为徵号。”清代也如此。这是尊号徽号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贤君明臣已觉察这是一种阿谀奉承、虚妄无实的流弊，而年幼的新帝登极，要有精神依托和支柱，便尊祟母后母妃，加上尊号徽号，且上尊号徽号还不只一次，多次累加。康熙朝，群臣再三请为皇帝上尊号，皆不许，终不受号。
而晚清清咸丰之妃、同治皇帝的母亲叶赫那拉氏于1862年（同治元年）垂帘听政，上尊号为慈禧。1872年（同治十一年）载淳大婚，加上端佑2字。次年载淳亲政，加上康颐2字。1876年（光绪二年）新君载湉即位，加上昭豫庄诚4字。1889年载湉大婚，加上寿恭2字。同年载湉亲政，加上钦献2字。1894年慈禧60寿辰，加上崇熙2字，前后共加为16字——其尊号徽号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祟熙皇太后”，其中“皇太后”为尊号，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祟熙”为徽号，这就是“慈禧太后”的来历。尊号为生前所加，谥号为死后所上，也有将生前尊号即作为死后谥号者。比如：慈禧死后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长度为大清皇后之最，亦超过大清开国皇后及孝德、孝贞二位正宫，同时也超过入关后满清所有皇帝的谥号。一个祸害中国近代的老女人，何德何能啊。唐宋以后，帝后尊号愈加愈长。这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及皇权日益膨胀联袂而行，息息相关。明、清时代，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皇帝尊号亦叠加成长长一串，大有将世间美好字眼尽收囊中之态势。今人每每观之，常忍俊不禁。
尊号不但替代了谥号，还因其过长且名不副实，为纪史带来不便，所以中国史书上自唐朝开始，纪年方式改为国号——帝王庙号——年号——年序号的纪年方式。如唐高宗永徽四年，清世宗雍正八年等。比如624年是指“唐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武德七年”，简称“唐武德七年”。
古语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皆中国古代国粹，并已伴随封建时代之结束而寿终正寝，飘然而去。今朝予以审视回味，其感受如何，评价怎样，必定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矣。年号发源于中国，随后传到了日本越南朝鲜，崇祯皇帝自杀之后，藩属国朝鲜一直在使用崇祯年号直到1909年，长达265年。而日本一直施行君主立宪制，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还使用年号纪年的发达文明国家。日本选择年号大多采用《易经》、《尚书》和《史记》等汉文经典，比如“明治”（1868—1912年）取自于《易经·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历史上也不乏向中国某些时代“致敬”——比如日本清和天皇和阳成天皇时期（859年四月十五日至877年四月十六日）用“贞观”。日本年号“平成”（1989—2019）则取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这一年号已经使用了30年。2019年4月1日日本新年号出炉——“令和”。
来源：中国皇帝的谥号、庙号、年号、尊号：http://114.xixik.com/chinese-dynasties/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反馈举报|侵权删除|免责声明|投诉建议|联系我们|YZRR | 宇宙人人 |
蒙ICP备2021002753号-5|
蒙公安网备15050202000758号 |网站地图|网站地图
窥视卡
雷达卡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照妖镜
